“国学”这个词，先秦时候就有了。但那时的国学，指的是周天子的太学。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学，则是近代的产物，是和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在这一百多年的命运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五四运动，打倒孔子家店，国学自然难逃劫难。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破“四旧”，国学更是遭到灭顶之灾。1990年代初，国学曾有昙花一现的复苏。一直到了新世纪，大致2003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提出国学，开国学课，办国学院，招国学专业学生。这次的国学复兴声势浩大，时间也长久，近年中央明确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的命运才得以根本改变。但在高校教学中，并没有国学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是按照西方科学的学科分类设置的，国学到底应当归历史、中文、哲学中的哪一个，大家意见是不一致的。清华大学归在哲学，武汉大学在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在文学院。这是中国传统学科和新的学科分类如何融合的问题，比较难一致。前些年，教育部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在历史学门类下面，设四个一级学科，世界史、中国史、考古学、国学，但最后国学没有通过。

什么是国学呢？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国学就是传统的四部典籍。四部之学就是经史子集，而以经部中的儒家典籍为核心。国学就是四部之学。这是狭义的国学。第二种意见是大国学，大到什么程度呢？各家说法也不一样。季羡林先生认为，西域学、敦煌学、边疆史地学、汉画像石学，甚至18世纪民国初年从西方翻译的东西，都可叫国学；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也可以叫国学。这样国学就大到无所不包了。我们较笼统地说，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搞了400多家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但现在看来，孔子学院不是很成功。不成功在什么地方呢？它传播的是中国文化的“术”的部分，不是“学”的部分。所谓术，就是一些技术，中国人怎么插花啊，怎么喝茶啊，打太极拳啊，做豆腐，这些东西。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思想，没有传播。而且传播的时候呢，国外不怎么接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总体上是排斥的，他们提起中国文化，认为就是专制呀，独裁呀这些。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数年前，美国有一个叫中国边疆史地考察团，到兰州来了。学校安排我给他们讲一次课。我不懂边疆史地，对这一帮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我就讲长城吧。长城属于边疆史地吧。甘肃境内有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我讲长城的情况，讲得很慢，有人给翻译，他们很茫然。最后我讲孟姜女哭长城，他们就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长城就是压迫，就是专制，就是压制像孟姜女这样的弱者。所以西方人实际上对我们中国文化不了解。根本原因是我们自己对国学是封闭的。

所以我讲，我们要把国学，放在世界文化这么一个大的格局中。我们不要以为国学就是中国的缠足，外国没有，只有我们有。我们不要搞对抗，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实，谁是我们的敌人，也要放眼长远。但人类是有共性的，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我们要把国学的基本精神和人类共同的价值相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中华文化没有人类文明共有的东西，我们怎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孔子学院仅仅传播“术”的东西显然是不够的。这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就大不相同。英国人非常自豪，他们说我们不办什么学院，但是我们只向全世界输送一种东西，就是英语。这很了不起，语言是思维的灵魂，是价值观的表述形式，一种有精神意味的形式。

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优秀”两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这是国学的核心。2014年，教育部发过一个文件，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限定了三个方面：第一是传统优秀典籍；第二是中国传统优秀的艺术，像书法、绘画、篆刻、音乐；第三，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学抓住这三个方面，我觉得就足够了。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国传统的艺术、中国传统的节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上“优秀”两个字。

这几年呢，国学确实很热。当前国学热的表现，有这么三点，第一是提倡青少年读经，好多地方如此，南方更厉害。厦门、南昌、广州，读经的地方非常多。而且读的时候，有些要穿上所谓的汉服，甚至要行礼。我有一次上课，课间休息时有一个女同学进来，说她要表演一下汉服。于是利用课余时间穿了件长袍宽袖的衣服来表演，说这就是汉服，是中国人自己的服装。当然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汉服呢，也难说，因为汉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汉朝和唐朝不一样，宋朝又是一个样子，明朝也有变化。汉族是从汉代开始的，有一我次听中央电视台一个学者讲课，他说孔子是一个汉族。孔子怎么是汉族呢？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汉族，汉朝以后才叫汉人。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我们过去都是汉人，不是汉族，族类概念呢，才是近百年的事情。我们现在分的56个民族，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审定的，按照民族的标准，按照斯大林的那三个标准来审定的。汉民族是一个融合性非常强的民族，两千年来，不断有不同的民族先后融入其中。有人做过研究，用科学检测，北方的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差异，比北方的汉族与南方的汉族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民族不完全是血缘的东西，更主要是文化的产物。所以，正宗的汉服，就很难说。孔子那个时候，没有汉族，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华夏族。孔子不是周人的后代，是殷商人的后裔，他是宋国人。

现在提倡青少年读经，我认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呢，就是趁着小时候，记忆力好的时候，背诵一些传统典籍，了解一些传统文化，总是有好处的。但是用很多的时间，给孩子灌输这些东西，弊端也不少。因为中国传统的东西，糟粕很多。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不能认为传统的东西，就是好的。当然读经，如果仅仅从诵读的方式讲，那还是有好处的。朗读，本身是有益处的。如果同学们每天早晨直立，面对太阳，对着绿草，有节奏的背唐诗、背宋词，背《老子》，背《论语》，肯定是有好处的。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老子文化论坛”，有一位退休官员给我讲，他每天正襟危坐背诵《老子》数遍，过了一年多，身体状况比以前有了明显好转。这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一个人身板挺的直直的，带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情，朗诵经典，此时此刻，特有的情境心境，对人的精神灵魂有有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信基督教的人，到教堂里去，听诵经，唱赞美诗，也许他听不懂，但是那个肃穆、庄严的气氛，对他的感染是非常大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巴黎曾参加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堂的礼拜，当牧师用拉丁语讲道的时间，当浑厚的女高音在领唱赞美诗的时候，他感到心灵的颤动，那个声音就好像贯穿他的灵魂一样。他虽然听不懂歌辞的意思，听不懂牧师所讲的内容，但他就感受的是那个气氛。所以声音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起到震撼灵魂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朗读经典的时候，带着一种非常敬仰的心情来读，那时你就会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与古圣贤对话交流，就感受到心灵的陶冶。我们读书，读到最高的一层境界，物我交融，仿佛我和古人进行交流：读《论语》，就好像在和孔子在对话；读杜甫的诗，就如同与杜甫对话。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写《牡丹亭》，有一天，写着写着，他突然哭得死去活来。家人问：老爷你怎么哭了？汤显祖说：杜丽娘死了。他和他作品里的人完全融为一体了。我们读古典文学，如果达到这样诵读的话，就能达到灵魂的陶冶，身体的保健。北京大学有一个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叫陈贻焮，陈先生对杜甫的熟悉和热爱程度，我们简直是不可理解。他写《杜甫评传》，杜甫的每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写的，在什么情境下写的，他都身临其境，感觉到是自己做的，他就变成杜甫了。我的老师赵逵夫先生，写过一本著作《屈原与他的时代》，涉及屈原生平的方方面面。他对《离骚》的考证，对《九章》《九歌》的考证，都如数家珍，就好像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就是心灵的沟通，异代同时。所以，读古代的经典，要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古人会通的境界，这是真正的读透了。

国学热的第二个表现是全国到处祭孔。孔夫子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纪念他。文革期间，把他的墓挖开，把他的纪念堂进行破坏，这确实太过分了。纪念孔子，最好的是读他的书，了解他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大。但祭祀在形式不能太过份，过份就是“淫祀”。现在全国祭祀典礼很多，国家如不加以限制，那就太滥了，有些甚至不可思议。有的地方要给秦桧评反，祭祀秦桧，颠覆人的价值观。前几年，河南南阳举行过盘古祭祀，因为盘古开天辟地，从此有了天地山河，日月星辰。这是神话传说，南阳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比如张衡，是站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文化巨人，应当隆重纪念才对。顾颉刚说，历史是层层累积起来的，盘古是三国时候才出现的传说人物。西周的时候，最早记到了大禹。孔子的时候，记到了尧舜，战国时期才有了伏羲、女娲、颛顼、帝喾，后来到三国的时候，才有了盘古。越早的历史，出现的越晚。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历史是后人层层积累起来的。这个话不是没道理。祭祀历史名人不能太滥，孔子说，过犹不及。

国学热的第三个表现是学者大谈国学，每一个都有他的一套。国学的根本，就是中国文化元典。元，本也。元典，就是根本的典籍。中国古代的书籍数量很多，我们过去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太多了，谁也读不完。但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他在发展初期，确定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民族性格的典籍，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元典。像中国先秦时候的书，我们的四书五经，这种经典就是在先秦时候形成的。公元前5-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老子、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一大批先知先觉者。西方学者把这一时期叫“轴心时期”。这一时期在我国产生的典籍，以“五经”为代表，可以叫中国文化元典。“五经”“六经”之名，是先秦就有了的。什么是“经”？最早的“经”就是教材，“经”的本意是绳子。孔子那个时候，书是由绳子把竹简、木简编起来的。编联的那个绳子，叫做经，就是“韦编三绝”的“韦”。那个时候，书写出来的东西是很少的，大量的学问是装在老师脑子里。老师把核心的东西，写成大纲，学生来诵读，这就是“经”。对这些“经”进行解释的，就叫做“说”“传”等等。我们现在说的“六经”，就是当年孔子教育学生用的六种教材，或者叫“六艺”。《诗经》，是文学史教材；《尚书》，是古代史教材；《春秋》，是近现代史教材；《周易》呢，本来是算卦的书，孔子把它作为讲世界万物变化的书。还有音乐教材《乐经》，《乐经》汉代就散佚了，也有人说《乐经》是音乐的旋律，没有文字，只有“曲折”。还有讲人的举止行为的《礼经》。孔子的“六经”，和楚国贵族所用的教材，大致是一致的。到了汉代，儒家受到特别的尊崇，五经更成了体现统治者思想的经典，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东汉就已经有七经了，到了唐代，就有九经，晚唐的时候增加到十一经、十二经，到了宋代，又增加《孟子》，就变成了十三经了。到了明朝，因为《孟子》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它的地位岌岌可危，朱元璋下令删改之后，才保留了《孟子》“经”的地位。到了清代的时候，有的学者，比如段玉裁等，提出把《国语》《说文解字》《黄帝内经》等补充到经部，让“经”由十三增加到十七经，甚至二十一经，但是后来没有得到钦定或被大家认可。前些年，饶宗颐先生提出，重新调整中华经典，比如把《尔雅》《孝经》从十三经里去除，再增加一些经典。一些学术大师指导后学读书，首先要确定一些必读书，也是作为新的经书的。比如黄季刚先生认为，应读的最基本的书：《十三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等。这是黄先生心中的中国文化核心元典。

我们读这些元典，可以得到很多启发。所以我给研究生布置，一定要读《论语》，读《老子》。《论语》二十章，从第一章读，读到第十章是一个阶段，读到第十五章是一个阶段，读到第二十章是一个阶段。孔子的学生编孔子言行的这三个阶段，我们的感受就不一样。我们读《老子》，从第一章读起，到八十一章，你背下来，每一天背一章，三个月就把它背完了。我们读了《老子》，就能感受到道家的大智慧。《老子》这本书，是道家的巨著，也是法家的源泉，甚至是兵家的祖先（隋王通说老子是一部兵书）。实际上《老子》是一部凝聚了人类智慧的大书，它在诸多方面讲了人类的共性，因而它在欧洲也受重视。读中国文化元典，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到底这些经典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起了哪些作用，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起了哪些陶冶和开拓。第二点，要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认识它的价值。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文化元典中的世界性价值，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要动辄壁垒森严，这是我们中国的，那是西方的。优秀文化就应当互相交融，相互渗透。中国优秀传统文的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都具有世界意义。

下面我要讲一下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当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一片喝彩声的时候，我们高校的同学，我们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传统文化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我们要以理智的、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一般人认识不清，分不清糟粕和精华，而有些糟粕的东西现在又沉渣泛起，有人甚至提倡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传统的饮食文化，有好的一面，但糟粕不少。一是过份求精致，求形态、颜色的美观，显然是受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理念的影响，从科学角度说是破坏营养成分。二是铺张浪费。中国的饮食，总是要体现大团圆，一家人或一帮人围坐一起，满满一桌，越丰盛越好，越丰盛待客人越诚心，不停的劝客人吃菜喝酒，“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这是《诗经》中的句子，可见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如此嗜酒。唐人诗云：“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银铛乱点野驼酥，碟碟酒消鱼眼出”。这是我国最强盛的时候国人对饮食的追求。而当今人生活普遍提高了，浪费更是惊人。更让人揪心的是，青年一代中，甚至不知道什么“浪费”，把“浪费”等同于“消费”。看过一个电视片，记者采访一位好吃的女青年，她说她几乎每顿饭要进两三家饭馆，每一家点十来个菜，挑可口的吃，如果不惬意，马上转战下一家。记者问：你一个人，为什么点那么多菜？能吃完吗？她说：反正是我掏钱买的……。看完之后，是扼腕，是愤慨，是无语。

我们传统的饮食中还有残忍的一面，活吃是最显著的表现，甚至乳猪、牛犊、雏鸡、猴脑的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食。华北有一道活吃乌龟的菜，把活的乌龟放在蒸锅里，锅盖上留孔，孔旁有小碟，其中是酱油等调味品。蒸锅加热，乌龟就伸出头来，痛苦万状，不停地吸调味液体，直到被蒸熟。据说，这样的烹调法味道最佳。我觉得吃这个菜，不是享受，而反映了我们民族残忍的一面。江南有一道名菜叫“母子情深”：蒸熟的完整的母鸡和依偎着的雏鸡。不知道面对这道菜，食客是怎样的感觉，我深感伤心和残忍！我的家乡曾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甘肃籍抗日名将邓宝珊将军在前线杀敌，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在兰州的自家院子里读诗，突然日军的飞机投下了数枚炸弹，妻子和女儿双双遇难。人们挖开炸坑，发现母亲紧紧抱着女儿，女儿手里还攥着刚刚写就的杜甫的诗句：“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荀子说人“性本恶”，人性中本来就有善和恶两面，我们的教育，应当是抑制恶的一面，发扬光大善的一面。千万不能激发调动人的恶的一面，恶的一面一旦调动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像明朝末年，皇上处理袁崇焕的办法，我看到一些材料，真是让人心折骨惊啊！袁崇焕被认为是叛徒，北京城的人是群情激愤呀，人们在抢吃判徒的肉，生啖之也不解恨。刽子手又不能让他一刀毙命，要一刀一刀地割，得三千多刀呀。据说人临死前眼光很可怖的，所以刽子手要先割开头皮，拉下来盖住眼睛，然后宰割。北京城的人，吃袁崇焕的肉，一个小骨头都要嚼碎。这血淋淋的情景，被大文人张岱的散文完整的记录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把群众的恶的一面，全部调动起来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厚葬”也是传统文化的糟粕，近年来有所抬头。我川北一位朋友讲，他的家乡，老人去世以后，遗体在家停多少天，由风水先生说了算。风水先生掐指一算，说得半个月，就得停半个月。这十五天，全村的人都要到这家来吃饭喝酒，还要请乐队，吹鼓手，放电影，演出戏班。主家就得贷款，买牛、买羊、买猪，花数万元钱做这些形式的东西，最后是负责累累。那些提倡这些民俗的人，口口声声说这是传统文化。如果是传统文化的话，肯定是糟粕。政府应该像西门豹治邺那样，移风易俗。西门豹当年治理邺，面对用小女孩儿祭祀河神的残忍“风俗”，尽智尽力，挽救了多少鲜活的生命。这样的风俗是要改变的，它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行敛不义之财的勾当。

所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不足，是我们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责任。比如我们总是讲四大发明，这确实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多的是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没有上升为科学理论指引下的创新，比如指南针的发明，我国古代主要用于指明方向，而没有进一步研究磁场和磁力线，更没有研究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不可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只是在一硝二磺三木碳层面探讨，一直停留在黑色火药的阶段，未能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虽然是文明古国，但说实话，地面建筑保留下来的少之又少。我们到国外去看，那些两三百年的老建筑比比皆是。悉尼大学的主楼，比澳大利亚建国的时间还早，至今巍峨雄壮。行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让我一下子想到30年前读过的果戈理的名著《涅瓦大街》，还有大街边缘的“沃尔夫与贝兰热甜食店”，据说，1837年1月27日，天才诗人普希金正是从这家甜食店喝完最后一杯咖啡，而直接奔赴决斗地点的。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舍夫琴科等著名文学家也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客。我们的城市，容不得一点旧的痕迹，甚至在西方服装设计师的眼中，“拆”字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元素。过去拆得一塌糊涂，现在又搞个新的，弄个假的古迹。山东济南火车站，我1987年第一次去，虽然不大，但很别致。后来拆了，再后来，说是重建，按照当年的样子，你看荒唐不荒唐。兰州有个黄河铁桥，是1909年建的，是德国人设计建造的黄河铁桥。1909年建的，设计寿命是100年。2007年，德国大使馆照会中国政府，把原设计图纸复印了一份，说我们当年设计的桥，寿命为100年，还有两年就要到了，我们就把图纸资料全部交给中国政府。当兰州市拿到图纸，很是惊奇，还有这回事？我们前几年修的地上管道都没有图纸，在哪里挖的都不知道，所以搞别的建设马上就挖断了。你们怎么100年了，还保留了设计的图纸！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民族的一些不足，这样就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好的发展。

下面我说读书。读书有两种：一种为了做项目读书，为了做论文读书。上本科阶段，是为了考试读书，上硕士、博士阶段，是为了论文读书，工作以后是为了项目读书。这种读书法，是不自由地读书，我不喜欢的书还得读。第二种读法，就是读自己想读的书，读书不是为了什么目的，真正的读书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梁启超曾经说过，有人问他读书是为什么，他说这个问题非常荒唐，读书不是为了为什么，读书就是要读。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读书？他说：读总比不读好。然后又问他，应该读什么书呢，他说应该读经典著作（great books）。什么是经典著作呢？他说，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好像已经读过一样，第二次第三次读的时候，好像没读过一样。这就是经典。第二种读书法真正是一种享受。我们写一部书，就是想写，没有想过让别人看。我们现在填申请书很痛苦，就是说你这个书到底是给谁看的，我怎么知道呢？也许没人看，也许有人看。我们写书就是给我们自己看的，是自己的一种表达。所以荀子有一句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就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心灵的一种满足。书本来是很神圣的。据说，文字是仓颉造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淮南子》上记载说仓颉造了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天开始下面包了，鬼夜里哭泣不停。为什么文字出现以后会“天雨粟，鬼夜哭”呢？因为文字是沟通人和神的东西，文字的创作不是为人的，最早的文字是为了人和神沟通的，所以现在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有一点不准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后世的情况。最早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最早的文字是记录思想的。我们看纳西族的东巴文，文字不是让你读的，他是东巴给你讲的。小东巴和大东巴讲的不一样，讲师和教授讲的不一样，理解深和理解浅的人讲的不一样。所以，甲骨文刻成后，就深埋地下，用以与神灵交通。金文铸在礼器的内壁，热气腾腾的太牢、少牢的香气，连同那些文字，一同飘向上帝祖先神灵。因此，文字一开始就带有很神圣的意味，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怀着一颗非常虔诚的心，非常敬仰的情感去读。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读这本书，要想到这本书的作者，想到这本书的作者为它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这样一呢，我们就会有一种感恩之心。我们要带着理性去思考，带着创造性的思维去发现问题，读书才更有味道。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一个严格的历史学家，读《史记》会发现很多问题。《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就是《伯夷列传》。但这篇传记如果后世是一个学生的作品，老师肯定认为不及格：怎么这样写传记？整篇是司马迁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在那里发牢骚呢。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道无情，常与善人，但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好人，为什么没有好下场呢？桀纣盗跖那样吃人心肝的坏人，为什么还长寿呢？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这样的文字不是人物传记，是一篇抒发幽愤之情的散文。我们读整本《史记》，都有这个感觉。所以古人说司马迁过分地把他的情感加注到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身上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读《史记》，一定要懂司马迁。司马迁出生于文化世家，是一个世袭史官家庭。《史记》的第一篇叫做《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讲他们家的历史也是从黄帝时候写起，从司马氏的祖宗写起，一直写到他父亲。司马谈父子自视很高啊，司马谈认为，从周公到孔子是五百年，从孔子到现在也快五百年了，实际上没有五百年。孔子当年写了历史名著《春秋》，让乱臣贼子惧，我们司马氏应该继承孔子，把历史继续写下去。所以司马谈就开始写了，《史记》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司马谈写的。后来，国家遇到了大事，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封禅。封禅是当时国家非常重要的事件，为了封禅，汉武帝带领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向北到了乔山，沿着今内蒙古向东，向匈奴示威，就像美国人开着航空母舰，到日本海、南海一样。然后回到洛阳，正是这个关键的时候，司马谈病倒了，病入膏肓的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儿子啊，老爸不行了，编写《史记》的任务就得交给你了。然后讲了他的历史观，一段非常重要的话。然后又拿出一篇文章交给司马迁，叫《论六家要旨》，这是一篇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论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为太史公，承担了编写《史记》的任务。为了写好这本书，司马迁首先和当时著名的学者壶遂等进行了认真讨论，然后把他二十岁时的十年壮游、长途考察的资料进行了归纳，开始了潜心写作。

这时发生了一件对司马迁影响深远的事件，即李陵匈奴事，让司马迁的《史记》写作中断。李陵是“汉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当时只要是陇西（今甘肃东部）人到长安去，都要攀附李家。当时匈奴是汉王朝最大威胁，李陵当时带领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敌人短兵相接，连续作战四十多天。匈奴以八万兵力包围了李陵兵团，最后弹尽粮绝，就投降匈奴了。李陵投降这件事情对汉武帝影响非常大，汉武帝好大喜功，李陵投降之前，朝廷得到战报，那些大臣就极力夸耀李陵，歌颂武帝用人得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汉武帝食不甘味，无法理解。原来说李陵好的这些大臣，都说李陵这个人本来就品行不好，是个软骨头，果然投降匈奴了。司马迁就看不惯这种情况，在一次朝廷讨论李陵事件的会上，慷慨直言，为李陵说情。他说，我和李陵虽然平时交往不多，但是我根据他平时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英勇善战，对士兵友好，廉洁，有君子之风，考虑国家利益的将领，他这次投降匈奴是不得已的。他实际上是暂时投降，他想着将来有机会再报答汉朝。因为当时汉朝假投降的军人不少。但是过了几个月，有一个叫李绪的人为匈奴训练军队，传到汉朝，李绪误传成李陵。于是武帝杀了李陵全家，追究为李陵说好话的人，司马迁受牵连入狱了，判的罪是“诬上”。按汉朝的刑法，“诬上”是死罪，汉朝死罪有三种处理办法：一种是杀掉，第二种是用金钱赎回，第三种办法是“宫刑”，就是阉割掉。那时有气节的人，宁肯自杀也不愿意接受宫刑。但是司马迁当时家里无钱赎罪，而撰写《史记》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选择了“宫刑”。宫刑之后，司马迁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居则乎乎若有所失，出则不知所往，经常因为这样的奇耻大辱而汗流浃背。他反复地讲一个人一生所受的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辱先，他的作为是对先人最大的侮辱。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把这种耻辱感，在《史记》里面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让《史记》里面的人都带有他自己的烙印。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人写的和另外一个人写的不一样。《史记》里面大大小小有四百多人，其中最成功的有一百二十多个人，这些人里面形象最鲜明的大概有五六十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被杀、自杀，或者命运不好，是悲剧性的人，所以《史记》几乎就是一个悲剧人物的画廊。司马迁自己是悲剧性人物，他把自己的悲剧情节投射到《史记》人物身上，他对哪些不幸的人呢，总是怀着满腔的同情。

比如说李广，李广是《史记》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李广实际上是一个常败将军，我们看《史记》和《汉书》中《李广传》，李广没打过一个胜仗，每战辄败，但是在司马迁的笔下，李广是一个英雄，是个英风飒爽的人。所以后人说，李广完全是司马迁的生花妙笔塑造起来的。

再看《项羽本纪》。项羽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每夺一个城，他几乎都要“屠城”。但是我们读《项羽本纪》，司马迁对他是非常同情的，尤其是在写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候，你看那段话，只有100多个字，却不断出现“项王”这个词。我们读的时候，就好像音乐旋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调一样，不断敲击我们的心灵，司马迁是给项羽招魂！司马迁给项羽倾注了满腔的同情，而把他残暴的一面，放到别的传记里面去表现，这就是《史记》写作的“互见法”。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史记》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所以《史记》和《汉书》有一大部分是重复的，而历史学家更信任《汉书》，因为《史记》的文学味太浓了。

要带着疑问读书，敢于提出问题，这样读书才会产生兴趣。读历史的时候，敢于对一些史实提出怀疑。比如唐代的“玄武门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埋伏重兵，射杀了准备入朝的皇太子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声称太子齐王作乱，故诛之。并派兵包围了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事实，并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两个月后，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现在我们看新旧《唐书》的记载，说高祖李渊很平庸，唐代建国的首创者实际上是李世民。太子李建成是昏庸无能，在唐代建国中没立下什么功劳，弟弟李元吉是个混混子，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只有李世民是雄才大略等等。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李世民作为一个英明的政治家，确实了不起。但是，中国的历史从来是胜利的一方书写的，从隋文帝时期就明确规定，私人不能写国史。贞观三年，国家开始正式设立史官，专门写国史。唐太宗就任命他最亲近的人来担任史官，这些人大量的削减对唐太宗不利的资料。但总有削毁不尽的。唐代修史主要依据重要人物的“行状”，这些“行状”大都是由这些人的好朋友或名人写的，像韩愈给段秀石写行状。有时候是作为墓碑的形式埋在地下。这些材料，有些保存在别集之中，有些后世出土了。依据这些材料，我们才知道，“太原起事”是李渊首先提出的。李建成是个很杰出的政治家，李元吉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他们和李世民确实是伯仲之间。李世民是先下手了，李建成可能手软了一点，如果硬一点的话，历史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敦煌出土的文献里有一篇《常何墓碑》，常何是玄武门政变时守卫玄武门的一个小官，但这个人非常重要，李建成认为他是心腹，但是李世民事先把他策反了。他在玄武门政变里面的举动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了太子李建成的失败。还有一篇《唐太宗入冥记》，也是敦煌发现的。写唐太宗被抓到地狱里面审判，阎王爷就问，你为什么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李世民感觉到自己做了亏心事，就通过种种贿赂才免于处罚。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对玄武门政变的看法，与正史是不同的。

又过了八十多年，唐玄宗也通过宫廷血洗的“先天政变”，杀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稳定了他的统治。先天是李隆基的年号。先天政变恐怕的真实情况也要重新考察，新旧《唐书》的记载一些恐怕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太平公主并不是那么坏，新出土的郭元振行状很能说明问题，郭元振是直接参加事变的人，他的行状给我们提供了新材料，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事件。历史，可分为历史本体和历史记载，历史本体是真实的历史，而历史记载是人们有选择的记录。历史本体与历史记载的吻合度有多少呢？很难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其吻合度尽量多一些。研究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回忆录很重要，但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回忆录在涉及本人的时候，总是会设法掩饰。美国历史学家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回忆录的可信性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用数字表示，是有一点绝对。我们读史部的书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读经书，读史书，读文学。读文学的人更多一些，读文学，关键是个情字。我们读文学作品，要怀着满腔的情感，我们要体会古人的情。当我们的情感和古人的情感产生共鸣，我们就会在古人的作品中得到享受。因为自古以来，文学家都是情种，没有这么多的情，他是写不出来优秀文学作品的。他看见山是情，水是情，花是情，草是情，春夏秋冬都情，一枝一叶总关情。他看见动物也是情，看见人更是情。金代大诗人元好问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射手把一只雌大雁射死掉下来了，雄大雁一直跟着射雁的人悲鸣，悲鸣一段时间，又掉下来死了。元好问被感动了，从射手那里买来大雁，把它们就地安葬，堆了封土，叫雁丘。回去之后，情难自已，写下了千古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在文学家笔下，竟然引发了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们读经也好，读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要带着一种虔诚的、认真的心来和古圣贤对话。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知识，得到营养，得到精神的陶冶。一个人呢，读不读书是不一样的，读了书以后，也许他还是不富有，但有富有的一面，过去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一个很可悲的民族。中国人口太多了，有很多人文化不高，但是我们大学生一定要多读书，要多读人类创造的优秀典籍，我们不但要读书，我们还要引领整个社会向好的、文明的方面发展。

（本文是伏俊琏教授于2017年4月23日在西华师范大学“图书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名家讲座”上的演讲，由兰州大学杜海博士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校正。刊于《甘肃文史》（内部刊物）2018年第4期。文史馆几位老馆员对文章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有一读的价值，故特予推出！）